西红市·重庆薄熙来的政治生涯中最高光的一站。
重庆往事中，红与黑交织的浓墨重彩，却并不是他薄熙来一个人的表演。
另一位传奇市长，黄奇帆。
搭档黄奇帆2001年空降重庆，当了8年重庆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，虽然仅是市政府的副职，但确是重庆经济的真正掌门人。
黄奇帆是上海浦东新区建立和开发的元老，是吴邦国初入中央书记处时带到北京的核心幕僚，也是后来任上去世的政治局常委，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黄菊，在上海任职市委书记时期的秘书。
黄奇帆初到重庆的2001年，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了，当年重庆国有银行的坏账率达到了35% 全国名列前茅。作为超高坏账率的另一面，重庆市超过70%的国有企业陷入长期亏损困境。税收低迷，地方财政捉襟见肘，在2000年时，全市财政收入方才刚跨过百亿人民币的门槛。同时，重庆是一座山城，对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需求，亦是存在天量的资金缺口，地方政府胸有宏图大志，但具体执行起来，却是有心无力。
黄奇帆初到重庆，分管金融、工业、财政，摆在面前影响未来发展的首要难题，是交通问题。因地理原因，重庆的公路建设成本高企，达到平原地区的两倍以上。
过去，重庆市期望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基建，但巨大的初始投资，漫长的回报周期，民营企业对重庆基础设施的投资兴趣寥寥，严重落后的基础设施，和因此导致的高物流成本，以及产业配套问题，又更让民营企业对于来此投资望而却步。重庆的引资水平，甚至一度落后于更后发的贵阳。
2002年，交通部原部长黄镇东空降重庆，带来了约120亿元的补助和若干交通方面的优惠政策。但落实政策所需要的资金，仍存在重大缺口。面对无米之炊，黄奇帆引入他的上海经验，成立数家城投公司作为地方投融资平台。
2002年，在黄奇帆的推动下，重庆相继成立八家城投公司，以上八司，后来被并称重庆“八大投”
“八大投”可以算是中国成立较早的一批城投公司，领先全国版本六年到八年时间。
黄奇帆以他新组建的“八大投”作为核心，亲自下场解决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。
政府对“八大投”进行土地、规费、国债、存量资产、税收返利、五大资本注入。几年间，给“八大投”共注入了数百亿元的资本金，撬动数千亿元规模的融资。
到2009年，“八大投”年均投资约300亿元，建成了约2000公里高速公路，5000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，20多座城区跨江大桥，150公里地铁、轻轨，以及大剧院、科技馆、大学城等重大项目。重庆全市范围内的重大基础设施，约有七成 是“八大投”在七年时间内投资建成，几乎是再造了一座新的重庆市。通过资本魔术，算是基本解决了筑巢引凤的问题。
对于另一个困扰重庆未来发展的难题，重庆市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，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，不仅亏损 还负债累累，大量的僵尸企业承担了城市的就业，却严重拖累了城市经济的活力，这些老国企何去何从，成为长期困扰市领导的一个重大难题。
经过20世纪末的国有企业三年扭亏脱困，到黄奇帆上任之初，重庆市国有企业仍有约300亿元不良债务难以处置。根据2000年的数据，当年重庆金融机构，不良贷款率达到的惊人的36% ，而其中超过一半的不良贷款债权，属于今日的宇宙第一大行
工商银行抛开工行重庆分行领导多年渎职，累计下来的巨额坏账不谈，现状是全市上千家国有企业，集体摆烂赖账，企业是重庆的企业，法院也是重庆的法院，银行拿他们无可奈何，只能持续收缩在重庆市的贷款发放规模。
企业融资更加困难。发展举步维艰。为了解决重庆市国企在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，黄奇帆操盘成立渝富控股集团，在黄奇帆牵线下，渝富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贷款，然后以43亿元的代价，打包收购工行重庆分行1160户国企157亿元的不良资产。再由各企业回购销账，收回约30亿元，经此一役，重庆国有企业起死回生。
同时，本市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，由2000年的36%下降到8%左右，一跃成为全国金融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。黄奇帆对记者吹嘘；如果没有渝富公司这个平台，工商银行在重庆1000多家企业的157亿元债权根本无法推动。
以上，便是渝富这家在未来十多年中，为重庆立下汗马功劳的传奇公司的由来。
如果各位看不太懂的话，再把这笔交易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遍；就是重庆市一千多家儿子企业欠了工商银行157亿，并且不打算还款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由重庆市政府这个父亲出钱，以43亿元买回了儿子企业的债务。工商银行认亏114亿，然后重庆市政府这个父亲，回头向这一千多家儿子企业收回30多亿元。以市政府亏损约10亿元的代价，让全市国企顺利的赖掉了百亿贷款，成功销账。
而这其中，最为巧妙的一环，是渝富在建立之初居然是一家空壳公司。它所有的资金，均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。而为什么渝富可以让债务企业，老老实实的履行还款协议。老债主工商银行却无能为力，那当然是因为渝富的幕后老板，重庆市政府。
掌握着这些国企领导的人事权，这样的销账方式，其中的霸道强势，就是工商银行这样的超级巨头企业都无可奈何，而这样性质的地方金控平台企业的诞生。
其中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，对金融市场可能造成的扰乱，自是不言而喻。将此类企业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又是否妥当，黄奇帆为什么能开创地方政府亲自下场，重组不良债务的先河。各位是否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黄菊，他现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，全国排名第六的在职干部，负责国务院的常务工作，工业经济、金融、国有资产，全部都是他所兼管的领域。而黄奇帆在上海时的职务，就是市委书记黄菊的秘书。
再回到重庆，刚才讲到渝富公司首战告捷，但渝富公司小亏十亿，不过这些区区亏损，亦在黄奇帆的计划之中，当年浦东新区搞过的那一套，以土地为核心，滚动开发筹集建设资金的操作流程，黄奇帆了然于心。
这次大化债，部分债务企业境况实在糟糕，连打二折结清债务都无能为力，只能以企业的土地折价给渝富公司抵债，对市政府来说，无异于提前以低价，将老国企在市区占据的优质地块收入囊中，为未来的企业异地搬迁，扫平了一大障碍。
当下付出的小小代价，将在几年后十倍奉还，既然已经铁了心要玩土地财政，在未来几年中，渝富不断的扩大与国开行的合作，几年间，渝富以协助企业新建厂房，协助企业搬迁，协助企业安置职工等理由，疯狂收购老国企的土地，并在黄奇帆另一手操控的“八大投”的协作下，将土地价格逐年炒高。
到2007年末，薄熙来降临重庆时，重庆渝富的资产规模已达到240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仅67.3%，而土地储备总量则达到了惊人的37052亩，如果将这些土地拼成一个正方形，那么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将有5公里，大约相当于北京市地铁二号线以内的全部范围。
黄奇帆将“八大投”和渝富公司，形容为“第三财政”，重庆改革的钱袋子。这九家公司，也成为未来几年，重庆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。
他的这套以紧抓特殊政策，巨额借贷、高强度投资 、炒作资产价值为核心逻辑的发展方案，为重庆市的快速发展打下了极好的基础，而这些投融资平台，几年间积累下来的巨额融资额度，也相当于为一个即将进行二次创业的疯狂赌徒，准备好了数张超高额度的信用卡。随时等待他的违规套现，以及 一场豪赌。如果黄奇帆有选择的权力，他一定不会选择做薄熙来的搭档。
2007年11月30日，薄熙来从他的竞争对手汪洋的手中，接下了重庆市委书记的位置。
对于这座山城的未来，薄熙来的目标简单明了，力争30年后，比肩京津沪。而对于他任期内的短期目标，则是极端朴实无华的五个重庆。
按照薄熙来的一贯风格，上任的第一步，当然是要折腾干部。他要整顿无能下属，再安排团队长期高强度加班，以执行他的意志。
重庆市直辖时间不长，当时干部多为本地人提拔为主，关系盘根错节，最终交汇在本土派的最大代表，市长王鸿举的身上。
薄熙来直言：
部分重庆干部视野狭隘，素质不高，尤其是对现代经济不熟悉，个别区县领导甚至对经济术语“一问三不知”官不聊生他一跺脚，先来一轮七个区县大换帅，七个高官被双规，然后让市委宣传部在报纸上写文章说：
薄熙来迅速抓住了阻碍重庆大发展的关键问题。 然后他亲自上课，给区县的一二把手开培训班，美名其曰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培训，历数重庆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发展差距，直言是“睁大眼睛看中国，看世界”的时候了。
薄熙来对重庆官僚系统最不满意的部分在基层，原因无他，因为平均学历水平低下，他把35岁以下，没有大专学历的在职人员，全部送回学校脱产学习，同时又引进一大批应届毕业生顶掉他们的位置。一时让人分不清是大棒还是福利，用今天时髦的说法，大概就是在重庆搞了一场官场PUA的大型社会实验。
当然，薄熙来对于这一套，早已经是轻车熟路，迅速打造出了一支能冲能打，能加班的官僚队伍。接下来，薄熙来又建了一个“解放思想扩大开放”大讨论领导小组，由他亲自出题目，让官员直接下场，搞电视辩论赛，表现不好的选手，在电视上公然出了丑，被市民痛骂水平低下。表现出色的选手，则在电视上慷慨陈词，告诉观众，重庆正处于加速起飞的阶段，30年后，重庆将会比肩京津沪，未来30年，新的“春天的故事”必将在重庆上演，薄熙来带着一众市领导在台下鼓掌叫好，再对选手们的表现点评一番，最后，再由媒体给他安排一个官员大PK总导演的名头。
辩论赛作为一个体现官员水平，和展现新重庆发展理念的窗口，成功的撩起了市民对于时政的关注，也成功的宣传了薄熙来，不同于传统官僚的新颖形象。社会舆论对于辩论赛的评论，自然是好评如潮，薄熙来确实不愧是务虚工作上一等一的好手。
而领导小组命名为“解放思想扩大开放”大讨论领导小组，薄熙来是总导演，这当然是复制粘贴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，还有总设计师的头衔，野心毕露 无惧捧杀。
一切按部就班，完成了对重庆官僚集团的重塑，他下一步计划将要掀起的，是一场黑色风暴。
黑色风暴2008年6月，薄熙来亲自点将从外省调兵，王立军空降重庆。
王立军是辽宁省的打黑英雄，他本次到重庆，接替的是重庆本地的打黑英雄，文强的位置，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，级别正厅级。
王立军在辽宁时，还是副厅级干部，这次空降是跨省晋升。
王立军到重庆，先是搞了重庆市历史上，最大规模的夏季社会，综合治安整治行动，然后是清缴黑枪和地下制枪窝点，再到“破积案追逃犯”联动战役。三次行动，并称三大战役，从破案数据上说，三大战役的战果已经非常惊人。但在现在回看，不过是王立军小试牛刀的热身活动。而经过三大战役，警察内部对王立军的态度，也由最开始的轻蔑和怀疑，转为既畏惧又敬佩。
2009年3月，王立军顺利晋升市公安局局长。
2009年6月3日凌晨，爱丁堡小区发生当街开枪杀人的血案，提前引爆了原本计划在国庆后，开始的反黑风暴，王立军亲自挂帅爱丁堡枪案，捣毁了龚刚模集团。
薄熙来向媒体放话造势，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，举着血淋淋的照片，画面让人神经紧张，黑恶势力拿刀砍人，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，惨不忍睹，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。
作为扫黑行动的主要负责人，王立军更是语出惊人，他在会议上当众说：
重庆市的治安相当混乱，犯罪分子称重庆为“杀人工厂”“重庆是最好杀人的地方”，重庆警察中有16%到17%的人有问题，比如南岸区分局就有45个黑社会分子，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。王立军对内重拳出击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从市局到各个区县的分局，多名核心要职的公安领导相继被抓 。
2009年8月7日，王立军的前任，正在北京开会的文强被押解回重庆，他被指控充当黑社会保护伞。
文强的倒台，标志着这场反黑风暴走向高潮，失去了保护伞的黑恶势力，面对王立军的重拳，全无还手之力。
按市公安局的数据，当年打黑行动抓获涉黑涉恶人员四千余人，14个涉黑涉恶团伙受到致命打击。
黑道势力的生，是依靠公安，黑道势力的死，也是因为公安，很好的诠释了“集权政府，是黑社会的天敌”这句外国格言。
通过王立军的扫黑行动，薄熙来也把重庆市，一切与他作对的社会力量，往涉黑方面处理。
比如2008年11月的重庆出租车司机大罢工，突如其来的罢工犹如一记当头棒喝，让城市陷入半瘫痪状态。
薄熙来带着一众市领导与出租车司机座谈，硬生生的把一次危机公关，做成了亲民大秀，这是全中国第一次公开直播，解决罢工问题，也是薄熙来在重庆的一个高光时刻。
事后他得知，重庆运输业富豪，地头蛇黎强，是操纵本次大罢工的幕后黑手，薄熙来就在扫黑风暴里，把黎强抓了起来，列为打黑第一案，黎强一家七口被投入班房，万贯家财被没收充公，公安局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应声落马，后来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。
有媒体阴阳怪气的嘲讽薄熙来，说黎强是重庆打黑的导火索，是促使薄熙来痛下打黑决心的第一人，直指薄熙来小肚鸡肠、睚眦必报。
从结果上说，重庆这一轮扫黑，以雷霆手段扫除掉了大部分的黑恶势力，但在具体执行的层面，不择一切手段，成为了本次行动的突出特点。
办案人员超负荷工作，大量嫌疑人被刑讯逼供，在司法程序上实际剥夺嫌疑人权利。甚至参与辩护的律师也要遭到打击，以黑色手段打黑，这场风暴究竟是扫黑还是黑吃黑，一时众说纷纭。
而在政治上，薄熙来搞运动式打黑，既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斗争形式，又狠狠的打脸了贺国强和汪洋这两位前任。
贺国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，中纪委书记，汪洋是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，薄熙来的主要竞争对手。
不过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公检法队伍之中，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干，平日朝九晚五，安分守己，体验一把大律师为自己逆天改命，更是天方夜谭。
反倒是各路黑道遍布街头，穷狼恶虎吃人不吐骨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自己的衣食住行，白道的收敛整顿和黑道分子的消失，让市民颇有拨天换日之感，局中之人与局外的观察者的看法，出现了重大的撕裂。
扫黑风暴的余波对于本地干部来说，经过扫黑风暴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，也像被切断伸入社会活动的触手。
也意味着重庆市权力的游戏规则，由地下转到了太阳之下，本地派的最大领导，市长王鸿举，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，他与重庆当地多年来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有任何的联系，但他还是在扫黑风暴刚刚平息的2009年12月辞职，王鸿举亲自在市人大常委会上，宣读自己的辞职报告。
他给出三个理由，第一是年龄原因，第二是重庆经济已经复苏，第三，是重庆有这方面的干部。
王鸿举这次亲宣辞职报告，也被某些人解读为薄熙来的故意羞辱。
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说，王市长主动辞职，并向中央推荐了接替的人选，显示出他胸怀宽广、高风亮节。
薄熙来说，近年来，王鸿举同志和黄奇帆同志，在经济工作上搞得很成功，效果明显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则评价他识大体，顾大局。
自此，这一场打黑除恶行动的余波，彻底震倒了本土派系，薄熙来这个京爷和黄奇帆这个沪爷，强强联手，完全接管了重庆。
五个重庆打黑行动的成功，完成了薄熙来在一年前提出的，五个重庆的目标之中，平安重庆这一块最难的版图，而其他的四个重庆，说来说去，无非就是钱的问题。
黄奇帆为重庆构建了一个，允许大规模举债发展的框架，同时他自己经营有方，几年间，全市的建设投资，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同时，还有大笔的预算用于改善民生。
薄熙来又从北京，带来了许多远远优于其他地方的发展政策，比如2009年的国务院第3号文，一举奠定了重庆西部龙头的政策地位，全市财政收入和支出，每年的增长都在三分之一以上，坐拥如此巨大的预算，去完成五个重庆的目标，可以说 是一件令人非常愉悦的事。
以黄奇帆惊人的财技，和薄熙来超人的政治魅力，强强组合将重庆模式推上神坛。对于他们携手打造的重庆模式，主要有两个方向的批评声音，第一个主要见诸报端的批评方向，是重庆模式的不可持续性，以巨额举债驱动的经济发展，将在不远的未来反噬这座城市。
然而作为城市的执政者，思考当下的优先级，显然要大于思考遥远的未来，毕竟市领导的任期是有限的，但城市的存在是没有期限的，一个合格的执政者，也不应该是教条主义的信徒，而重庆市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，仍有巨大的建设投资空间，这个时候去考虑过度投资的问题，显然是杞人忧天。
而事实也证明，重庆市在薄熙来和黄奇帆的执掌下，距离暴雷还有多年，另一个方向是，批评重庆模式过于民粹，重庆模式的本质就是大撒币收买人心。这种说法，被当地市民痛斥。
抛开媒体上的舆论风向，和民间口碑的争议，关于这个党究竟应该怎么做，才是最得民心的问题，又引出许多争论，当时一大热门讨论，就是究竟是扩大民权，民间自治，政府收缩权力的广东模式更好，还是政府直接下场，大包大干的重庆模式更好，双方各有拥趸，两种模式的研究，亦成为汪洋与薄熙来竞争上位的一条暗线。
再讲回重庆，以重庆模式打造的五个重庆目标的基本达成，算是无愧于本地市民，现在是时候要考虑一下自己个人的前途问题。
西红市横空出世在重庆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，再次唤醒了薄熙来几近沉寂的野心。
但以他在中国政坛上的位置，已难有真正的朋友可言。而政坛之上，更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以助他扶摇直上，直通政治局常委，甚至弯道超车，取苞李而代之的靠山。
薄熙来尝试进行突破的选择，是搞唱红歌、读经典、讲故事、传箴言、简称“唱读讲传”。而在唱读讲传之中，由于唱红歌声势磅礴的表演性，更好的传播程度，所以重庆以外也将“唱读讲传”简单的概括为“唱红”。
在薄熙来的亲自操盘下，重庆的“唱读讲传”活动创意无限花样翻新，各种红歌大赛、红歌晚会、经典诵读、动辄万人规模。重庆也一跃成为全国红色文化的中心，唱红活动大有由重庆向全国蔓延发展之势。
而他本人，也频繁出席各种唱红活动，在镁光灯闪烁下侃侃而谈，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刷足了存在感，唱红成为了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他还在重庆大学城，立起号称世界最大的毛泽东全身雕像，给1300万重庆手机用户，发送熙来精选的毛泽东语录。试图唤醒沉睡的国民记忆，在当代中国，对于意识形态的解读，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事。
薄熙来作为一名地方干部，排名靠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，由他来主导唤起国民沉睡的红色记忆，越俎代庖架空了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。
特别是他本人，在各种各样的唱红活动中，有意无意的出现在核心位置，通过唱红、把感恩、中国共产党、薄熙来，三者强行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种薄熙来可以拯救中国的强大暗示。
但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早已在事实上，抛弃毛时代形成的红色意识形态，薄熙来的唱红活动，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。
而在全国上下，政治改革停滞不前，社会因贪污腐败，贫富不均和官员专权等原因，导致的民怨和冲突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，全国各地的人民，也开始有部分人在心理上接受，以不同治国路线解决问题的尝试。
一大批对于现状不满的人，将他们个人生活的不幸，归咎于新一代的党和政府，背离了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。
而中国上下，沉寂在社会之中潜在的极左派分子，可能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人，他们把薄熙来城市治理有方，资源上向普通市民让利的操作，视作共产路线的重新崛起，以及伟大领袖的再次回归。
他们高声称赞重庆模式，实际上是在进行尝试，把薄熙来捧上神坛的努力。薄熙来也以过人的魅力，将自己打造成极左派领袖的形象。
数年后，学者周志兴回忆他在2011年与薄熙来的一场会面，他们的对话非常直白，周说：
在意识形态领域里，耄腊肉是分水岭之一，左派认为耄任然是千古伟人，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。因此，唱红歌的结果，是使许多人站到对立面去。薄熙来回应：
按道理说，我应当不喜欢耄腊肉，我父亲因为文革，被整了十二年，我自己也坐过监狱，我想来想去，中国只有走耄腊肉的道路才行然而，薄熙来是真的喜欢耄腊肉，希望重回耄腊肉路线，一个真正的耄腊肉思想的传人吗？
实际上，除了呼唤伟大领袖之外，他的政见与耄腊肉，几乎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。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打造政治偶像的功力，和他为达目的的不择手段，崇尚的是强人政治、铁拳统治、圣人治国，他的意识形态，更接近于俄国的弗拉基米尔·普京。
他鼓吹的人民路线，不过是实现自己，无限膨胀的野心的工具而已，而所谓的唱红，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。
不管薄熙来唱红的动机如何，从结果上说，他几年的努力，成功的把重庆打造成了新时代中国的红色圣地。
他自己作为新一代耄派的精神领袖，潜在的政治实力，也吸引其他政坛大员，试探与他合作的可能。
多路中央大员前来重庆示好，当年的政治局九常委中，有吴邦国、贾庆林、李长春、贺国强、周永康，五人现场出席了“唱读讲传”汇报演出。
国家副主席蠢苞，表示对“唱读讲传”的高度肯定，但没有参加汇报演出。
全国最大的两位大员胡温，以及当时的副总理李克强，则对重庆轰轰烈烈的唱红视而不见。
可以说，薄熙来的唱红，已经实质上实现了从下往上施压，逼迫政坛大员们，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立场进行站队表态。
薄熙来所展现出来，搅乱中国政局的能量，也远远超出了他的职务所赋予。
重庆市的唱红活动，在2011年夏天达到最高潮，这年的6月29日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，在重庆市奥体中心举行的中华红歌会，邀请到来自全国的108个合唱团参与演出，全场演员和观众高达10万人，俗称“万人红歌会”。
薄熙来和黄奇帆，率领重庆市领导班子悉数出席，本场演出还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国际嘉宾，88岁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·基辛格，远渡重洋来为薄熙来捧场。这位与共产主义斗争了一辈子的帝国主义大师，不由自主的放声盛赞重庆，说这是一种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，重庆的发展变化令人震惊。
这一刻，中式红歌的力量，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阻隔，超越了文化的界限。也剥下了薄熙来精心营造的伪装。
而西红市，也在这一刻，由一句调侃变成了荒谬的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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